资兴程乡酒醽醁酒中国酒文化历史上最璀璨

近日，由郴州网与湖南省文史专家谢武经、郴州市相关部门联合组成的湘粤古道历史文化长廊考察组，第四次来到资兴市回龙山瑶族乡和资兴市蓼江镇考察醽醁酒、程乡酒历史文化，在前几次考察研究基础之上，这一次的考察有了重大突破，理清了千年名酒醽醁酒、程乡酒从成名到衰落的历史脉落，还原了醽醁酒、程乡酒的前世今生。这一重大突破对郴州的酒文化研究、酒文化传承发展及水资源的利用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湘粤古道历史文化长廊考察组考察醽醁酒、程乡酒

湘粤古道历史文化长廊考察组考察醽醁酒、程乡酒

湘粤古道历史文化长廊考察组考察醽醁酒、程乡酒

自古酒中有故事、有文化，更不用说是千古名酒了。下面就先给大家说两个史料里关于酒的故事。

第一个是来源于西晋博物学家张华（~）的博物学著作《博物志·杂说下》：

昔刘玄石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言其节度。归至家当醉，而家人不知，以为死也，权葬之。酒家计千日满，乃忆玄石前来酤酒，醉当醒耳。往视之，云玄石亡来三年，已葬。于是开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饮酒，一醉千日”。

第二个是来源于中国志怪小说鼻祖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九：

狄希，中山人也。能造千日酒，饮之千日醉。时有州人姓刘，名玄石，好饮酒，往求之。希曰：“我酒发来未定，不敢饮君。”石曰：“纵未熟，且与一杯，得否？”希闻此语，不免饮之。复索曰：“美哉！可更与之。”希曰：“且归，别日当来，只此一杯，可眠千日也。”石别，似有怍色。至家，醉死。家人不之疑，哭而葬之。经三年，希曰：“玄石必应酒醒，宜往问之。”既往石家，语曰：“石在家否？”家人皆怪之，曰：“玄石亡来，服以阕矣。”希惊曰：“酒之美矣，而致醉眠千日。今合醒矣。”乃命其家人凿冢破棺看之。冢上汗气彻天，遂命发冢。方见开目张口，引声而言日：“快哉，醉我也！”因问希曰：“尔作何物也，令我一杯大醉，今日方醒！日高几许？”墓上人皆笑之。被石酒气冲入鼻中，亦各醉卧三月。

这两个故事，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干宝是在张华《博物志》记述的基础上进行了创作。意思是说有一个很会酿酒的人能造“千日酒”，只需饮酒一杯，便能醉卧三年。有一个叫刘玄石的人喝了此酒一杯，回家便醉死了，家里人只得把他埋葬。三年后，酒家想起刘玄石来，便去刘家造访，才知刘家人已把刘玄石埋葬，连忙告知刘家人，刘玄石只是喝了他酿的千日酒，会醉上一千天，现在酒应该醒了。刘家人把坟墓挖开，果然刘玄石一醉方醒，开口说话时，旁边的人闻到了刘玄石嘴里呼出来的酒气，也纷纷醉倒，回家睡了三个月。

张华和干宝讲述的千日酒故事，有点离奇，但“千日酒”这种酒确实存在，且是名酒。

《辞源》载：“，酒名。古传说中山人狄希能造千日酒，饮后醉千日。刘玄石好饮酒，求饮一杯，醉眠千日。见晋张华博物志十杂说下、干宝搜神记十九。唐韩偓玉山樵人集江岸闲步诗：‘青布旗誇千日酒，白头浪吼半江风’。”

千日酒还有一个名字，叫千里酒。关于千里酒，《辞源》上是这么记载的：

“，一种性猛而经久的烈酒。梁书刘杳传：（任）昉又曰：‘酒有千日醉，当是虚言。’杳云：‘桂阳（今郴州）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参见‘千日酒’。”值得补充的是，《辞源》所记“千里酒”的典故并不完整。二十四史之一《梁书·刘杳传》完整的记载是这样的：“（任）昉又曰：‘酒有千日醉，当是虚言。’杳云：‘桂阳（今郴州）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惊曰：‘吾自当遗忘，实不忆此。’杳云：‘出杨元凤所撰《置郡事》（注：即《桂阳记》）’。元凤是魏代人，此书仍载其赋，云三重五品，商溪揆里。时即检杨记，言皆不差。”

这段话翻译成今文为：（任）昉又问（刘杳）：“酒能让人醉千日，肯定是假话。”刘杳回答：“桂阳（今郴州）程乡有千里酒，喝了后回到家里便醉了，也是这样的例子。”任昉大惊说：“我自己一定是忘了，的确不记得这件事。”刘杳说：“此典出自杨元凤所写的《置郡事》（注：即《桂阳记》）。元凤是魏朝人，此书还记载了这样的赋说：三重五品，商溪揆里。”任昉当即找来杨元凤的书查对，与刘杳讲的一字不差。

杨元凤为三国曹魏时代的人，他的《置郡事》又名《桂阳（今郴州）记》，是史书，写的是历史，“千里酒”是对酒性烈的形象比喻，与“千日酒”一样，是夸张的手法。“千”在古代汉语里往往是虚指，可能只是醉了一段时间，但绝不会是“千日”，也不会是“千里”。实际上是“桂阳（今郴州）程乡有千里酒，喝了后回到家里便醉了”。

而西晋张华的《博物志》、东晋干宝的《搜神记》中，则在三国杨元凤《置郡事》千里酒的基础之上，加以创作，演化成了刘玄石饮“千日酒”醉亡三年后复活的离奇故事。这种中国酒文化历史上的文化创造，使“千里酒”“千日酒”名声大噪、影响益深。成为中国历史上好酒、名酒的代名词，属于神一样存在的级别。而这种神一样的“千里酒”“千日酒”，便是我们今天要隆重介绍的“程乡酒”“醽醁酒”。

明代徐弘祖在《徐霞客游记》中说：“郴之兴宁有醽醁泉、程乡水，皆以酒名，一邑而有此二水擅名千古。晋武帝荐醽酒于太庙。《吴都赋》：‘飞轻觞而酌醽醁。’程水甘美出美酒，刘杳云：‘程乡有千日酒，饮之至家而醉，昔尝置官酝于山下，名曰程酒，同醽醁酒献焉’”。唐代最著名的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大为赞赏醽醁酒为“千日醉不醒”的千日酒。

《徐霞客游记》关于醽醁泉、程乡水的记载

徐霞客好酒很出名，看来对中国的酒历史、酒文化也很有研究，能够在众说纷纭的酒类丛林中，准确地分辨出郴州所产的两种名酒，即程乡酒和醽醁酒。其用词、含意之精准，令人惊叹。由于这两种酒在中国酒文化历史上共同享有“千日酒”“千里酒”这两个响亮的别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两种酒在中国酒文化历史上为第一名酒。如果程乡酒、醽醁酒要说是全国第二，没有哪种酒敢说是中国酒文化历史上第一。

资兴《醽醁曹氏族谱》中关于“千日酒”的记载

资兴蓼江镇境内的程江（程乡水）图/李文

众所周知，凡好酒，一定与水质有关，好水出好酒。程乡酒，就是用资兴的程乡溪水酿造，所以称程乡酒。醽醁酒，就是用资兴的醽醁泉水酿制，所以称醽醁酒。当然，有了好水，还离不开独特的工艺、画龙点睛的酒曲等等，这一切都需要在实际操作中总结经验，没有现成的模板可以套用。

程乡酒又名程酒，这一名称在历史上没有争议。《辞源》亦有条目记载：

“……水名。水经注三九耒水‘（郴）县有淥水，出县东侠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醖于山下，名曰程酒。’水在今湖南资兴县境，有‘程乡淥水’之景。”

程乡酒又名乌程酒，这是年前西汉邹阳在《酒赋》中所记载的。邹阳（前～前）作的《酒赋》载：

“清者为酒，浊者为醴；清者圣明，浊者顽呆。皆曲湒丘之麦，酿野田之米……。其品类，则沙洛、渌酃，程乡、若下，高公之清，关中白薄，青渚萦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还有一个版本为“清者为酒，浊者为醴……，其品类，则沙洛、渌酃、乌程、若下，高公之清，关中白薄，清渚萦停。凝醳醇酎，千日一醒。”

《酒赋》文章中的这一段话文字不多，仅多字，历代版本文字基本一致，仅两个字不同，即一个为“程乡”，一个为“乌程”，而这里产的酒一样，即“千日一醒”的千日酒。“程乡”与“乌程”虽是两个版本，但实际上是一种酒的两个名称，为此两千多年来两个版本均得以传承下来。

另外，《酒赋》所记“渌酃”酒实际上就是郴州资兴的“醽醁”酒（后详述）。这也是醽醁酒最早的文字记载。

从邹阳的记载看，上属这几种酒都是“千日一醒”的千日酒（注：这其实是“千日酒”文字记载的最早出处），而沙洛、渌酃（醽醁）、程乡（乌程）、若下则为酒中极品，排在最前面。

邹阳（前～前）为西汉汉高祖至汉武帝时人，高寿77岁，其名字、生平编入《中国历代名人辞典》。而郴州的两种名酒程乡（乌程）酒、渌酃（醽醁）酒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都被邹阳编入了他所撰写的《酒赋》中。这也足见徐霞客在中国历史上美酒如林中，记载“郴之兴宁有醽醁泉、程乡水，皆以酒名，一邑而有此二水擅名千古”的判断能如此精准，其源头亦是来自邹阳的《酒赋》。

程乡（乌程）酒、醽醁酒“擅名千古”，也因此，历史上关于程乡（乌程）酒、醽醁酒的诗词歌赋、文学艺术作品比比皆是，如唐代罗隐的“一瓶犹是乌程酒，须对霜风度泫然。”宋代秦观的“薄茶便当乌程酒，短艇聊充下泽车。”宋代杨亿的“程乡酒薄难成醉，带眼频移奈瘦何。”唐太宗李世民的《赐魏徵诗》“醽醁胜兰生，翠涛过玉瓒。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宋代黄庭坚的“寒光零乱，为谁偏照醽醁。”宋代米芾的“收拾凄凉兴况，分付尊中醽醁，倍觉不胜幽”等等。

当然，这只是小部分，具体关于吟咏程乡（乌程）酒、醽醁酒的诗词，我们整理了一份并不是完整的清单，感兴趣的可以去读读（见附录1）。从这些诗词中，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程乡（乌程）酒、醽醁酒的名气有多大。

古往今来，出了名的东西，往往容易被人惦记，甚至被“傍名牌”、被“移花接木”、被“山寨”，导致醽醁酒等“李逵变李鬼”，李鬼反而变成李逵了。我们郴州的千古名酒程乡（乌程）酒、醽醁酒也未能幸免。被徐霞客誉为“擅名千古”的程乡酒和醽醁酒，就因为种种原因被弄得扑朔迷离、面目不清。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先来看看程乡酒。

程乡酒又名程酒前面已说清楚了。程酒又名乌程酒，这乌程酒的名称是来源于地名，还是来源于氏族名？如果来源于地名，这个地方在哪里？如果这来源某一个氏族，这个氏族在哪里？这争议可就大了。

关于“乌程”，郴州临武有一个传说。据《临武县志》记载：“临武为夏之纶邑”，而“纶邑”是少康为重新恢复夏朝统治的根据地。还有一个女艾，是少康的高级间谍，县志记载也是临武人。著名专家、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任国瑞研究员认为，夏代前期的都会在郴州，后来才迁移北方。他在为我们的《徐霞客郴游之路》作的序中说：“郴州为炎帝与义帝之都，尧舜之世为苍梧国之重镇……，原始联邦共和国――夏代前期之都会即治于此”。此外，在南岳有大禹治水的禹王碑。等等信息，令我们对夏王朝在湘南的历史活动遐想联翩。

在这里先交代一下夏代前期的历史。舜禅让王位给大禹，大禹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传给了儿子夏启。夏启传位给儿子太康。太康贪于田猎、不理民事，被后羿夺去了王位，历史上称“太康失国”。后羿大家比较熟悉，是嫦娥的老公（注：据说资兴有姮娥仙、姮娥岩，姮娥就是嫦娥）。后羿也喜欢田猎，不太管事，被寒浞夺去王位。此后有一位少康，是夏禹的玄孙，夏启的曾孙；他躲到了舜帝的老巢、有虞氏的纶邑建立根据地，后派高级间谍女艾刺探寒浞的情报。女艾潜入寒浞长子寒浇身旁，窃取机密，最后一举歼灭寒浞，夺回了政权；历史上称为“少康复国”。

《临武县志》载述：“衡湘传闻曰：女艾临武之剑侠也，居于林水。少康闻名往聘之。馈以饼银十瓮，受之而出。学于乌程氏之酿，以往事浇（注：寒浞长子寒浇），浇宠置之左右。浇淫宿于女岐氏室女，岐楚辞谓为浇之嫂，因夜袭其首误及女岐，亦不知为艾也。复诱浇饮以千里酒，使蒙兽皮而猎，放犬嗾。浇醉颠陨，艾阳救而斩浇以归于少康，复循入深山。少康使人觅之，十瓮未动，因封其山为蓝豪……。”

上属记载表明，夏代少康的高级间谍女艾在“乌程氏”那里学到了酿制“千里酒”的技术，“复诱浇饮以千里酒，使蒙兽皮而猎，放犬嗾。浇醉颠陨，艾阳救而斩浇以归于少康，复循入深山”，帮助少康恢复了夏朝。

女艾“学于乌程氏之酿”，也就是说“乌程酒”来源于“乌程氏”。有意思的是“复诱浇饮以千里酒”，实际上就是说“乌程酒”就是“千里酒”。

乌程氏住在哪里？应该不会太远吧。那时候没有高铁，也没有小轿车，临武到资兴程乡也就够远了。

更有意思的是，《说文解字·巾部》释：“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在这里，少康又成了杜康，成了酿酒始祖、酒神。未必中国酿酒始于“乌程氏”？

传说归传说，主要还得讲历史。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早在两千多年前，郴州的两种名酒程乡（乌程）酒、渌酃（醽醁）酒，就被编入了西汉邹阳所撰写的《酒赋》中。

按理来说，从西汉邹阳《酒赋》的记载来看，“程乡酒”就是“乌程酒”本来一目了然。可因为程乡（乌程）酒名气实在太大，却引来了两桩笔墨官司。这两桩笔墨官司对程乡（乌程）酒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仍有人认为程乡（乌程）酒是产自浙江的乌程县，浙江甚至还专门有人注册了乌程酒业公司。又有人认为程乡（乌程）酒产自江西。

浙江注册乌程酒业公司的理由，据年11月15日的湖州日报中的《乌程酒：悠悠酒香飘万里》中介绍说：乌程是湖州的曾用名。公元前年，秦始皇将“菰城”更名为“乌程县”，并将产自乌程地区的酒——乌程酒列为贡酒。乌程酒因此名声大噪，“樽有乌程酒，劝君千万寿”“乌程霜稻袭人香，酿作春风霅水光”……千百年来，众多文人墨客留下了众多赞美乌程酒的诗词。“我们注册了乌程酒的商标品牌，并大力挖掘乌程酒的历史文化价值，竟发现了多篇与乌程酒有关的诗词，李贺、苏轼等著名诗人均对乌程酒大加赞赏。”浙江乌程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诸体康说，北宋湖州人朱肱还以乌程酒酿制为基础撰写了《北山酒经》，曾在各自行业内与陆羽的《茶经》齐名。

关于浙江乌程酒的这一说法，我们只用《辞源》中的一个条目即可回答。

《辞源》“乌程”条目载：“㈠县名。战国楚菰城地。秦併楚，改乌程，以其地有乌程二氏皆善酿酒而名。又说谓其地为乌巾程林二氏所居。汉属会稽郡。历代相因，明清以归安同为浙江湖州府治。公元年改吴兴县，属浙江省。参阅太平寰宇记九四湖州乌程县。㈡酒名。文选晋张景阳（协）七命：‘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浮蚁星沸，飞华?接’。”

《辞源》中关于的条目说明了四个问题：

第一，浙江乌程为县名或湖州州名、荆南乌程为酒名，二者风马牛不相及。

第二，“荆南乌程”为酒名即是说，这种“乌程酒”产自荆州南部。说得具体一点：范围在荆州境内；方位在荆州南部。而浙江乌程、湖州不属荆州。

第三、从地域角度讲，浙江产的酒称浙江酒、湖州产的酒称湖州酒、乌程县产的酒称乌程酒，这也无可非议，这是另一类命题。然而从内涵讲却大相径庭，即此“乌程”非彼“乌程”。《辞源》所记泾渭分明。

第四、《辞源》条目与我们前面所记“乌程酒”产于郴州资兴程乡没有冲突，因为这里正是在荆州南部。

乌程（程乡）酒产自江西的缘由来自南朝宋（～）时，盛弘之撰的《荆州记》。在书中，他对晋张景阳（协）﹝？～﹞《七命》“乃有荆南乌程……”作的注释中说：

“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年常献之，世称酃渌酒”（见《辞源》“酃渌”条目）。

盛弘之对“乃有荆南乌程……”所作的注释逻辑混乱、错误百出。他从四个方面误导了后人，导致《辞源》都引用了他的注释。我们来仔细看看，《荆州记》中的注释是怎么误导人的：

第一，“荆南乌程”地理范围、方位很明确，即“乌程”在荆州范围内，方位在荆州南部。而他所记的西晋时豫章康乐县（今江西万载）乌程乡却不在荆州范围、更非荆南，而是属扬州。

第二，“荆南乌程”说的是“乌程”酒名，盛弘之说“其间乌程乡有酒官”的乌程乡是地名。而事实是：历史上康乐县没有乌程乡、也没有酒官。

第三，湘东酃湖产的酒不叫酃湖酒，而是两字名的酃酒，酃酒也是名酒、贡酒。但一字之差成了酃湖的两种酒，即：酃酒和酃湖酒。

第四，盛弘之的意思是乌程乡产的是酃渌酒，而乌程乡又为程乡之误（见稍后的《水经注》），为此，准确的表述应该是程乡产的是酃渌酒。后来不少文人墨客经常把乌程酒、酃渌酒、程乡酒混为一谈、难以厘清的原因实由此而来。

要纠正盛弘之对“乃有荆南乌程……”所作的注释中的错误确实比较困难，也比较复杂。我们下面从几个方面分析，并引证古籍《湘中记》《水经注》及考古发掘资料对《荆州记》的这一注释纠错。

在这里，我们分两步走。

第一步：先就盛弘之在《荆州记》注释中的一些问题初步正本清源。

（1）、历史上有乌程县，但没有乌程乡。康乐县（今江西万载）也没有设过“乌程乡”。倒是郴州资兴隔壁的酃县（今株洲炎陵县）古代有一个康乐乡（不是县），正好在荆南。酃县是嘉定四年（）将茶陵的康乐、霞阳、常平三乡划出来设置的。酃县与郴州关系密切，解放初期还一度属郴县专区管辖。由此看来，远古时期酃县到资兴一带，可能真有乌程氏住在这里，善于酿酒，为此程乡酒也称“乌程酒”。这样才会有西汉邹阳在《酒赋》中关于“程乡酒”“乌程酒”的记载及晋张景阳（协）（？～）《七命》中“乃有荆南乌程……”的描述，也应验了女艾“学于乌程氏之酿”的传说。也正因如此，西汉邹阳的《酒赋》中才“乌程”与“程乡”通用，两千多年来一直延续至今。

（2）、历史上有程乡，置酒官，产程乡酒。还产名酒“酃渌酒”，即后来葛洪正名后的“醽醁酒”。很显然，《荆州记》中“其间乌程乡有酒官”中的“乌程乡”为“程乡”之误。

（3）、历史上衡阳的酃湖产“酃酒”。酃酒为名酒、贡酒，张载有《酃酒赋》，《湘中记》《水经注》中均有记载。但是，这种酒从来不叫三个字的“酃湖酒”这个名字。

第二步：我们来看看《湘中记》《水经注》及考古发掘资料对《荆州记》这一注释的纠错。

现在看《湘中记》的记载，该书为东晋的罗含（～）所撰。第一，罗含为盛弘之的前一辈人，罗含去世60多年后盛弘之《荆州记》成书。第二，罗含为桂阳郡（今郴州）耒阳人。耒阳晋属桂阳郡、现属衡阳，他家离衡阳的酃湖很近，很熟悉酃湖的情况与物产。他在《湘中记》中说：

“湘州临水县有酃湖，取水为酒，名曰酃酒。”请注意，罗含说的是酃湖产酃酒，而不是盛弘之所说的产酃湖酒。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亦称酃湖产的是酃酒（注：后述）。

其次，再看《水经注》的记载，该书为郦道元（或～）所撰。先提示一下，《荆州记》的作者盛弘之，生卒年不详，但史学界认可《荆州记》成书于元嘉十四年（）。也就是说，假如盛弘之高寿的话，郦道元出生时盛弘之可能还在世。为此，《水经注》的成书仅比《荆州记》晚几十年。正因为如此，郦道元认真研读了《荆州记》，并在《水经注》中多次差不多全文引用《荆州记》的内容，记耒水郴州段时也点到了盛弘之的名字。然而，郦道元对于盛弘之关于“乃有荆南乌程……”作的注释却置之不理，实际上给予了纠错，也是历史上最早对盛弘之纠错的第一个人。

盛弘之对晋张景阳（协）﹝？～﹞七命中“乃有荆南乌程……”作的注释中说：

“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年常献之，世称酃渌酒”（见《辞源》“酃渌”条目）。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于“渌水”“乌程”“酒官”的记载为：

“县有渌水，出县（注：桂阳郡晋宁县，今郴州资兴）东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屈注于耒，谓之程乡溪。郡置酒官，酝于山下，名曰程酒，献同酃也。耒水又西，黄水注之。水出县西黄岑山，山则骑田之峤，五岭之第二岭也。黄水东北流，按盛弘之云：众山水出注于大溪，号曰横流溪。”

注意，在这里，郦道元点了“盛弘之”的大名。在郦道元的笔下，第一、“渌水”不在江西的康乐县。第二、“乌程乡有酒官”变成了程乡有酒官。第三、酒名曰“程酒”。第四、“献同酃也”中的“酃”，是“酃酒”或“酃渌酒”皆有可能。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对于“渌水”“乌程”“酒官”的记载-明万历版本

4年，郴州市城区一工地出土一批晋简牍（注：史学界称为重大考古发现），其中有2枚上的文字为：“县东界去县四十里从界到郴县呈乡献酒官卅里”“囗廿三酒工”。清楚地记载了“郴县呈（程）乡献酒官”，且有23名酒工。这也印证了盛弘之的错误及郦道元记载的准确。

郴州出土晋简记载程乡献酒官及酒工内容

对于盛弘之所记“湘东酃湖酒”。郦道元知道湘东酃湖产的酒不叫“酃湖酒”，而叫“酃酒”，也就是说没有“酃湖酒”这种酒。因此在《水经注》中另记：

“又北过酃县东。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民居，彼人资以给，酿酒甚醇美，谓之酃酒，岁常贡之。”

至此，郦道元全面、彻底地否定了盛弘之在《荆州记》中关于“乃有荆南乌程……”的这一贻误一千多年的错误注释。

到了清代，湖南善化人陈运溶（～）于光绪年间，曾对《荆州记》进行辑佚，也发现了盛弘之《荆州记》的一些纰漏。

他在辑《荆州记序》中说：“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与他书则多纰谬”。又说：“兹所征引得百七十余事，并采集各书为之证，分为三卷，以符原目，因以《水经注》互校，其事实相类者约八十余事，虽详略不同，实则录其书，而隐其名，盖善长著书博采众多，随所甄录。”“今以《荆州记》证之，可知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

陈运溶将《荆州记》《水经注》两书中“渌水出酒”共三条记载全部归类于郴县条目下，想来他也是看出了《荆州记》中的问题。他在批驳《荆州记》的一些纰漏的同时，不忘赞赏郦道元的《水经注》：“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

晚清著名学者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对郴县渌水进行了考疏。他认为唐代李善《文选注》引《荆州记》原文有误。指出：

“‘豫章康乐’四字误，彼涩水即后篇的渌水，不闻出酒，程上‘乌’字亦衍。”又说：“《元和志》引《吴录》程乡出酒，《初学记》二十六引《荆州记》‘桂阳一郡，程乡有酒官’亦是证上《荆州记》之误衍。”

现在，醽醁酒已经被强行“嫁”到衡阳去了，有学者还写了文章，还注册了醽醁饮料酒业有限公司。年11月11日，在潇湘晨报还刊登了一篇题为《寻找醽醁·湖南黄酒曾经比茅台还风光》的长文章，文章中说：

“关于醽醁酒，一直存在争议，一种说法认为醽醁酒就是衡阳的酃酒，而另外一种说法认为，醽醁酒是酃酒与渌酒的并称。对于酃酒，少有异议，但是关于渌酒，却无法确定到底是哪里的酒了，能确定的是，醽醁酒是湘东的古老佳酿。……追寻醽醁酒，酃湖是绕不开的，酃湖，是这古老佳酿的起点。”

现在，炎陵县也在抢这一品牌。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网络搜一搜。

当然，现在最厉害的还是网络。我们到百度搜索、搜索、搜狗搜索等等搜索引擎查询“醽醁”，在“醽醁酒产地”一栏中基本上是这样介绍的：

“至于醽醁酒的产地，大多数文献记载是产自衡阳县的酃湖，如郦道元《水经注》云：‘酃县有酃湖，湖中有洲，洲上居民，彼人资以给酿酒甚美，谓之酃酒’。南朝盛弘之《荆州记》：‘渌水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乡有酒官，取水为酒，酒极甘美。与湘东酃湖酒，年常献之，世称酃渌酒’。醽、醁是两种酒的合称。也有文献记载，醽醁是一种酒，醽即酃湖，醁即酃湖入口处。”

总之，上属记载转弯抹角、归纳起来就是最后那句话：酃湖产醽醁酒。是真的吗？否。

第一、郦道元的《水经注》重头到尾说的是“酃湖”产“酃酒”，“醽”“醁”二字没有半个。

第二、盛弘之《荆州记》所记“酃湖酒”“酃渌酒”：1、同样没有“醽”“醁”二字的身影。2、他说的湘东“酃湖酒”就是郦道元说的酃湖产的“酃酒”。3、前面还介绍过罗含在《湘中记》中说：“湘州临水县有酃湖，取水为酒，名曰酃酒”，也是这种酒。4、晋张载《酃酒赋》写的也是这种酒。5、网络上搜索引擎中“醽醁酒的产地”的作者是一个明白人，也是一个高手，他明显知道盛弘之说的“酃湖酒”“酃渌酒”这两种酒都与“醽醁酒”从文字上讲挨不上边，但偏要引用他这句话，却不引用罗含的《湘中记》和张载的《酃酒赋》。至于引用郦道元的《水经注》，应该是想借郦道元的名气，可实际上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打了自己的嘴巴。其实他知道“酃渌酒”就是后来被葛洪正名的“醽醁酒”（后述）。第二步，为了把“酃湖酒”“酃渌酒”拴在一起，他又来一句“醽、醁是两种酒的合称”。可惜的是两个字完全不同，无法完美对接。

“醽醁酒的产地”的作者最后一句为“也有文献记载，醽醁是一种酒，醽即酃湖，醁即酃湖入口处。”作者果然不凡，终于搬出了祖师爷胡三省。北宋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记：“陆纳袭击衡州刺史丁道贵于渌口”。元代胡三省（～）作注曰:

“衡州，治衡阳县。县东二十里有酃湖，其水湛然绿色，取以酿酒，甘美，谓之酃渌。”

仔细看胡三省的注释，就会发现胡三省把酃湖产的酃酒，换成了“酃渌”，给了有心人打马虎眼操作的空间。遗憾的是，“醽”代替不了“酃湖”，“醁”也不能代替“渌口”。整个“醽醁酒的产地”内容中，基本是玩代替游戏。不过这是作者的高招，也是花招。因为“酃渌酒”正是葛洪正名为“醽醁酒”的前身（注：见《辞源》的条目中最后一句“参见‘酃渌’），胡三省才是移花接木的祖师爷。

其实，进入唐代以后，酃酒基本衰落，北宋时完全退出名酒行列，很少见到它的身影。而醽醁酒因受到唐太宗的青睐一家独大，到北宋成为最重要的宫廷用酒，更是名声大噪。然而南宋至元代，醽醁酒因涉嫌造假太泛滥走向衰落（注：原因后述），其工艺进入寻常百姓家，其水源醽醁泉被从衡阳搬迁过来的豪门曹氏据为己有，在公众眼中消失。然而这时醽醁酒却已经成为了中国美酒永远的符号和代名词。

正是这一时期，胡三省利用一个大家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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