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杜甫以偏概全

任何时代，都无法完全做到没有贫富差距，而历史上，最能体现贫富之间对比的就是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这句诗仅仅是对贫富之间的一个讽刺和对比吗？也有人认为杜甫使以偏概全，对社会认识不够深，是一种偏激的思想。

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如果设身处地站在杜甫当时的角度看，在当时那个大环境下，以他自身的命运和感受来说，就不能算以偏概全，更不能说反应太激烈。

天宝五载()，杜甫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崇高理想来到长安，渴望“立登要路津”。但事与愿违，屡受挫折，连生活也难于维持。

杜甫青少年时也家庭环境优越，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但杜甫本身性格原因，都说文如其人，他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

虽然杜甫也曾和李白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友谊，但他始终也没有李白性格上的那份洒脱浪漫。

李白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而杜甫的家庭教育使他一向恪守儒家仁爱精神，因此满眼都是民间疾苦，拥有忧国忧民的思想，使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他的诗歌被称为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是现实主义诗歌的代表作。

天宝十四年（年），杜甫因已年四十四岁，至长安也十年有余，杜甫不愿意任“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但为了生计，后来勉强接受了令所学无用的另一职务，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仓库管理员）。

同年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看望妻子，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这件事是多么的凄惨悲伤，也算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本来就中年仕途不济、命途多舛、贫困交加、加上儿子饿死，更见国运衰微，悲伤之余，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这首诗写在“安史之乱”的头一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诗人用他那敏锐的观察力，早已觉察到动乱的端倪。一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所描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是亲身体验、并广泛接触了下层人民的苦难，洞察了“朱门务倾夺，赤族迭罹殃。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的社会矛盾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是他对唐明皇及其权臣、贵戚、宠妃在华清官的骄奢荒淫生活，而他的幼子却被饿死的惨象，做一个真实的对比。

每个时代社会都存在贫富差距，我们隔着时空去读这首句诗，如果不代入到他当时所面临的处境，是无法体会当事人心中的愤懑和悲伤的。人间疾苦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刻体会，而从李绅的《悯农·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万里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也深刻反应了封建统治下，农民承担了沉重的赋役剥削，也是对这句诗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写照，不存在偏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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