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詹谷丰《为一棵古树让路》《修水，用一条河流为义宁招魂》《用历史泡制一坛虎骨酒》故乡、修水、义宁、河流、树木、骨头……这是三篇散文中彼此可以对话的意象。《为一棵古树让路》。“古树对于一条村庄，就如同老人之于一个家庭。”詹谷丰从东江大道上一棵八百年的木棉树上，看到了一座城市的灵魂。“为一棵古树让路”是对城市灵魂的致敬。树的灵魂是相通的，在东莞，在修水，在所有栽种树木的地方，在有古树的浓荫留存下来的宋元明清。“当一个游人在城市里迷路的时候，他可以凭着一棵古树的指引，找到正确的方向，他行走的每一个地方，都会出现一片森林。”《修水，用一条河流为义宁招魂》。龚良才先生编纂的《修水史稿》记载：民国三年（年），“因避与广西义宁县同名，以境内修水得名，改义宁县为修水县。全省分四道，修水县属寻阳道。”善于从历史的隧洞中呼唤精灵的詹谷丰为此“耿耿于怀”，因为“对于义宁来说，修水只是一个异乡。义宁代表的是乡村，而修水，则披上了一件城市的衣裳。”在乡村和城市的对决中，许多看起来美好的事物露出了自己的本性：水泥、旅游、黄金周、文化产业以及庞大的GDP——《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以人类历史上最漫长最艰苦的一次旅游为形式，用生命从遥远的西天取回了信仰的经典。在去往西天的长路上，许多妖魔鬼怪常常将自己变化为道观寺庙和佛祖菩萨的美丽外形，当肉眼凡胎的唐僧虔诚礼敬时，它们就露出了凶恶的狰狞面目和吃人的残忍本性。我们这个时代的旅游，就是用最恶俗和狡猾的手段布下重重陷阱，彻底摧毁游客心中的信仰和美好憧憬。詹谷丰熟练掌握了区分乡村和城市、农业和工业的直观尺度：木头和水泥。他勇敢承认自己在城市硬壳里面的失败和不适，因此他要赶在退休之前回到义宁，“回到劳动的现场”，他相信“一个与农业，与耕种，与丰收有关联的姓名，只有与土地，与它出生地紧密相连，它的主人才会健康。”文章反复将“修水”和“义宁”两个承载着不同文化信息的地名在语言的铁砧上锤打和淬火，以显出各自的文化底色，可谓千回百转，气韵悠长。《用历史泡制一坛虎骨酒》是一篇视野宏阔的历史散文，它以年8月至11月，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打虎”以稳定物价为主线索，再现了当年国民党在败逃台湾前，上海滩头党（国民党）、政、军、商、媒体、黑社会等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盘根错节和明争暗斗。在这一主线的背后，是作者对蒋经国这一特殊历史人物在赣南树立了“蒋青天”口碑的感念，在台湾开创了一个民主时代的赞扬，当然，还有对他上海滩“打虎”失败的同情和惋惜。文章大开大合,将上海滩头各种力量扭结在蒋经国“打虎”之行上，表现了作者用散文化手法处理复杂历史事件的不俗功力。从整体上看，詹谷丰的三篇散文在历史和文化之间自由转换，穿梭如鱼，充分展示了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广阔的历史视野。如果说有什么不足的话，个人认为前两篇散文在结构上显得繁复，略感滞重。尤其是第二篇，疏密、粗细、虚实的间架不够舒展。第三篇在少数段落有文字赘漏现象，个别语句则失于审慎，如“杨天石先生这段在六十多年之后说的话，已经提前为年蒋经国的上海‘打虎’行动作了揭示”。“后说”的话怎能为“先做”的事“提前”作“揭示”？颇为费解。塞壬《祖母即将死去》“我”（散文中的“红”）的祖母中风即将死去，我们在等待那一刻，好像一场“内心的仪式”，“我们在慢慢地把古老的祖母送走，一点一点地送走。”在等待中，时光倒流，祖母的一生好像一场多幕的地方戏曲在“我”的内心铿锵上演：与堂伯父的传言，与小祖父的再婚，她“擦亮”了蒙尘的大婶娘，她用楚地的仪式为“我”招魂，也懂得用“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最美好的祝福”来祝福“我”，她强悍地活在自己圆融自洽的世界里，从来都不屑于去回应外界刀枪剑戟的目光。我们在期待中送走古老的祖母，也是在“慢慢失去祖母”，就好像失去一个时代，“当祖母即将死去，我的大地在摇晃。”祖母死了——送葬的队伍浩浩荡荡，钟鼓齐鸣，啊，我眼前跳荡着那些咯咯笑的精灵，那些称男人都是孩子的姐姐，这些水妖一样喊着她们的孩子和男人的女人，我看着她们，一种速疾回归大地母体的意念流遍全身。祖母“带着大地的气息和天空的印记一路带着迷路的孩子回来”，她的死，就好像“把自己定格在古老的传奇里”。一种多么伟大而生疏的母性！祖母的时代在“我”身上再也看不到印迹，“亲爱的祖母看错了我，我半世漂泊，只为虚名。我知道，那棵木槿不会为我开出一身红花。”我阅读作品有一个习惯：在我认为特别精彩的地方画圈，然后写一个“好”字。通常情况下，一部作品能画三个圈、写三个“好”字已属少见，但我在塞壬这篇散文中至少画了八九个圈、写了八九个“好”字。不是因为她所讲述的故事离我的家乡只有三十里，而是因为她真正将“祖母”写成了一道生命的洪流、一棵四季开花的高大木槿：在这棵木槿的主干上，斑驳着战乱的创伤、亲人的死别、疾病的纠缠、婚姻的变故和时代的回响……“我”的祖母，是的，好像就在我眼前的祖母——九十二岁，还在怒气冲冲地挣扎着要活下去，大碗大碗地喝药，要穿上新衣裳去看戏，要吃上明年开春的茶籽油，要坐飞机去孙子工作的大城市，要去……无尽的欲望，没完没了的小心眼和任性，她那么怕死，露骨地表现她对这人世间的贪恋，用枯指紧拽着那最后的一点时光不松手，不松手。她就让我们这么痛着。强大的灵魂召唤着大写的生命意志！只是，我已经很少读到这样元气淋漓的作品了：思想的律动呼应着语言的张弛，似乎每一个字都排着队涌到“祖母”的身边来，只为接受她的检阅。如果说这篇散文还有什么美中不足，我认为有三点，一是涉及的家族人物过多，不便于在单个人物上更深掘进；二是关于小说和散文的那段插论，显得生硬多余；三是在文章末尾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对比，带有一点向经典致敬的意味——其实本无必要，母性之伟大不需要借助或比附任何经典，更何况该篇散文已具备经典气质，无须“对号入座”以图自重。池宗平《父亲和他的牛》《回乡记》《父亲和他的牛》虽注明为小说，但从内容看更像是散文（因此放在散文部分来讨论）。父亲养了一头大黄牛，看得比自己“还重要”，大黄牛生了一头小牛，当小黄牛成长为“接班牛”后，老黄牛却要被卖了。当我在深圳看到“拓荒牛”，我就想起了家里的老黄牛。个人认为这篇散文虽然感情真挚,但略感平淡，容量较小，还需在意蕴的丰富性、语言的灵动性上下功夫。《回乡记》是一篇记事散文，写“我”回到家乡，耳闻目睹亲友同乡的生老病死或发财倒运，内心产生种种波澜。二伯在“我”回乡期间突然去世，作者借此再现了一场乡村“过大事”的民俗图景，重温了一次乡土情结。我深知，昔日农村人的那种原始的、纯粹的、乡俗的东西已被这个巨轮时代碾压着，以往的使人怀念的，有着温度的东西正向这个时代低头、靠拢。我知道，我一直都在努力地试图回归的一颗心将死无葬身之地，无处安放。城市融不进，乡村回不去，这就是作者在散文中表达的哀愁。在我看来，表现乡村与城市的碰撞与感情纠结固然是当前文学的一大热点，但要写出新意确实颇有难度。从文章内容看，《回乡记》大多着眼于乡村蜕变的感官现象或单个事件，视野游移无纵深感，一些思辨性的论述文字显得浮泛无力。此外，在不足万字的篇幅里，文字错漏达二十多处，理应引起作者的重视。丁燕《看得见的出租屋》“年三月至八月，我在江边的出租屋居住。”在这里，有精明的女房主和形形色色的住户：老人、孕妇、被三个男人殴打的乡下女人，还有狗。而我——煎熬过这反常的出租屋独居生活后，我越来越清楚地明白——就连最简陋素朴的家庭生活，也比这孤悬的日子好，而这，是我和女房主、孕妇、三楼的女人，可以共享的唯一不朽的事物。文章从一个近乎旁观者的角度闯进一座出租屋的内部生活，“我在这里逐渐建立起自信，让自己以丰沛的精神，抵御肉身的孤单。”很显然，“我”的紧张、敏感和有意无意中流露出的“自信”和优越，都在表明“我”并不是一个真正属于这里的人。“我”只是一个过客，一个观察者和体验者，这种观察和体验的结果或许与真实的“出租屋”是平行的，它们没有交点。正因为存在这种错位，“看得见东江的出租屋”才被观照的语言照亮，成为“这一个”出租屋。我从不怀疑丁燕对语言的操控和点化能力，我有时甚至想象她在键盘上落指如飞时的快意，我只是想说，有时过于妍丽、频繁譬喻的言语可能使读者抓不住语词的对象，反而被胶着在文字音义的皮囊上。诸如“债主变天（我到现在也不知所指），烟视媚行”、“年长老妪”（用法有误）、“笃定蛮健”等语词搭配，或许再次印证了作者——操控预言者或观察者与平凡出租屋的隔：“我”终究是一个过客。莫华杰《临水南方》我是在读完莫华杰的小说《南瓜》和《赊佛》之后才读《临水南方》的，它刚好兼容了前二者的精神维度：“故乡”与“迷失”。在故乡，无论是死亡（《南瓜》里的弟弟）还是疾病（《临水南方》里的“我”），都有医治和救赎的法门，但是一旦离开故乡，“我”就渐渐陷入整体性的迷失。这或许可以视为莫华杰创作中的一个结构性现象，这种现象有社会和心理背景，也反映了写作者思维方式的局限。个人认为作者可以更积极地面对城市价值体系，或者至少不再把城市和乡村作为写作的两极，以便走出许多写作者都无力走出的精神困境，虽然这种困境或许会长期成为支撑部分人写作的、可怜的因由。阿微木依萝《空穴来风》《山民》《鼠隐》对阿微木依萝散文的美名早有耳闻。从我阅读的这几篇看，确实灵动自如，气足神完。《空穴来风》含《蜘蛛人》《空穴来风》《喇叭花》三个短章，含蓄而精致。《蜘蛛人》描写“我”的弟弟，一名高楼粉刷匠，他长期飘在空中，或许在“46楼确实可以闻到桃花”，“因为他们现在还很年轻”，“下到地面是很难适应的。”该篇略显生涩。《空穴来风》勾勒了一个乞讨男孩的素描，“他抓着谁的裤脚就像抓着一株麦穗”，他还不会使用道具，不会演戏，有时在乞讨的时候“去爬树，捉鸟，在草地上打滚”，直到我们再也碰不到他，就像是“一场空穴来风”（只是“空穴来风”的确切含义到底是什么？这里可能是误用。）“喇叭花”开在山上不发一点声音，但它们渴望发声，只是它们“不能在钢筋水泥中开放”，因着它们年轻，它们还是会用歌声驱散城市的“大”和“空”。与《空穴来风》相比，《山民》中的《泥人往事》《隐心人》《跑马山上》三个短章就不那么含蓄，而是显得悠远且不乏诗意的冥想和哲思。欧磊和他的弟弟、父亲独自生活在“一块陡斜的坡上”，他们的房子就像一只“大号的鸟窝”，他们从不跟村里人来往，只是因为“他们和我们飞翔的线路不一样。所以他们是憨包。”其实，“他们的手心是一片宽阔的草原。”《隐心人》写一个放猪少年，“他笑起来带着一股傻乎乎的邪气”，是人们眼中的傻子，而“我是个沉默但心思细腻的孩子”，就是所谓的“隐心人”。其实放猪少年和“我”一样，“心性永远在你看不透的别处”，他们的故事“像一道岁月隐藏了起来”。《跑马山上》更像是一幅祥和悠远的山水画，带着雨后的雾气，以至把商人与谷主围绕豌豆的讨价还价变成了一场温馨的拉家常。《鼠隐》的写法类似《喇叭花》。总而言之，年轻的阿微木依萝在散文领地展露出来的识见和才华，确实令我激赏。我愿意乐观地预言：假以时日，她在散文创作领域将是东莞当之无愧的新生代代言人。詹文格《窥听者》《药引》《雪夜》对于一个漂泊者来说，栖身在隔音极差的建筑物内，无法拒绝任何的声音：孩子的夜哭，某种散发着荷尔蒙气味的床板的响动，咳嗽声，吆喝声……在不同的地方，“我”总有机会耳闻目睹人间百态和男女情事，以至“我”意外地成为窥听事件的受益者：有机会把妻子调进公安局，原因是“我”听见了局长和他的情人在办公室里“粗重的喘息声”，撞破了他们的秘密。该散文以“耳”代“眼”，以“听”代“看”，不乏新意，只是用“耳”不专，未能充分调动听觉，使之捕捉更立体更丰富的人事和物态，部分段落与普通知觉状态下的写作并无明显差别。结尾略感仓促，未能呼应题旨。在《雪夜》中，“我”和表哥相约带着猎狗去雪地里撵野兔，不料在出发前夜家里遭贼人光顾，“一捆玉米棒子”被偷走了。“我”和表哥兴冲冲沿着雪地上的脚印追赶“小蟊贼”，却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我们只好悻悻而归。三十年后，当“我”和表哥分别成为父亲、成为外公——我就会想起那个遥远的雪夜，想起那彻骨的寒冷，想起那被大雪压断的竹子。为了一捆玉米棒子，如果不是家儿老小饿着肚子，揭不开锅了，我料定那个汉子不会在寒风刺骨的雪夜，斗胆翻墙入室，夜闯民宅，甘当一回贼人。饱暖思淫欲，饥寒起盗心，只有背负着家庭重担的父亲，才能以宅心仁厚的情怀去理解偷窃者的艰难处境。该文短小精悍，意蕴丰富，通过多重自然生动的对比（雪的白VS夜的黑、青年的追VS父亲的拦、雪夜的静谧VS竹子的断裂），揭示了“理解和宽容”中的人性通达，让人倍感温暖。只是意蕴的阐发过于繁复，点到即止为好。《药引》。“我”医院：“右下肺感染性病变。”母亲为了治好“我”的病，瞒着我偷偷寻找民间偏方“紫河车”（“由于胎盘母体分娩出来时为红色，稍放置即转紫色，故称紫河车。”）当作猪肺炖给我吃。有一次“那罐猪肺没有炖烂，汤面上浮着一层淡紫色的泡沫。……大约吃到一半，出现了异常反应，有一股刺鼻的冷腥味直逼胸腔。此时胃里像煮了一锅沸水，翻肠倒肚，不停咆哮。”就这样，“我”连续吃了九个。当母亲偷取来的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胎盘在我胃内还没来得及消化时，那边的婴儿就气绝身亡了。笃信民俗的婴儿母亲随之也一命呜呼。《药引》让人想起鲁迅，想起《荷马史诗》的忠告，想起《浮士德》的警句，也让“我”幡然醒悟：在一个疾病丛生的年代，很难找到无菌的净土，一种疾病的隐退，将预示着另一种疾病的到来。在与肺结核抗争的两年中，我体会到了一个健康人从未有过的体会，在小径分叉的路口，在生死相间的窄门中，我以一个病人的眼光，看到了弥漫肉身的原罪。这篇散文将病人、母亲、产妇、孩子、医生、江湖药师、《本草纲目》和《荷马史诗》等熔于一炉，炼出一颗宽容博大的悲悯之心，立意不可谓不高远。但个人觉得以类似小说的故事情节来表现这一题旨，略显拘束，不如以“药引”为经，以疾患为纬，多点辐射，纵横交织，最后再导入上述题旨，或许更显灵动，当然也更考验作者功力。祝成明《东莞的自行车》在东莞，“自行车就是我每天的生活”，它有自己的遭遇，承载着许多记忆，甚至还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它让我始终保持谦卑的姿态，尽量靠边行走，低着头看路，避开坑坑洼洼，弓着身子向前，吃点小小的苦，出点小小的力气，流点微微的汗水，我就能品尝到生活的芳香。”文章从细微处切入，慢慢浸润到生活的肌理和脏腑中，透出平凡的优雅和淡泊的智慧。在东莞的大街小巷上，我画下一条条的直线、弧线和曲线，它们组成了一个个或大或小、不断重复的圆圈，从家出发，最后还是回到家。一个选择自行车当作交通工具的人，不管他能骑得多快，不管他能骑得多远，他与这个城市的速度和繁荣始终是背道而驰的。汪雪英《在东莞，在白沙塘》《亲爱的芳邻》“我”住在莞城多年，经常从一个刚刚熟悉的地方“又要搬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迁徙的路上，有被照亮的部分，也有“被遮蔽的存在”，“我”对此“习以为常”：喝酒、吃烧烤、遭遇抢劫、被小偷光顾，与捡破烂的、打扫卫生的、推着小车卖水果的，总之是形形色色的人一起不紧不慢地蠕动，成为俗世生活的肠和胃，而“我”就是这肠胃中尚未消化完全的一枚果核。我认为，这是汪雪英散文最大的美德：不矫情、不伪饰，自然显出饮食男女的步态和腔调。《亲爱的芳邻》与上一篇的内容和风格都颇为相似，只是更细致地写白沙塘“这个城中村里的大村庄”的邻居，一层楼一层楼、一间房一间房地写，写他们的婚姻、家庭、孩子以及未必显赫的工作，“我们是彼此需要，虽互不相识，但相互依存。”读来颇有人间烟火气。单从散文写作的角度看，汪雪英的这两篇作品取材略显随意，剪裁不精，写法上过于“实在”，几乎成为现实生活片段的照片，“留白”不足，建议适当制造一点跳跃感和不确定性，以强化审美意味。此外，在命意上可以更超拔一些。周齐林《沉重的肉身》“我”带着病体在母亲的牵挂中外出找工作，“我”必须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身体，“像是手中捧着一个已经裂口的瓷器。”当疼痛来袭，“我紧绷着自己的身体，把它弯曲成一张弓，仿佛每一次紧绷欲裂的过程，就是一次对疼痛的拧干。”肉身的“沉重”让我不得不再次返乡，而只有五十出头的母亲则不得不“弓着腰蹒跚着步履”去镇上的鞋厂上班。“我”的祖父年过八十，却被诊断为食道癌，他“躺在寂静的村庄里，躺在空旷无际的大地上，像一尾风干的鱼”，直到他熬到生命的尽头。
周齐林似乎从身体中看到了人类无法摆脱的宿命：年轻如“我”，年老如祖父，早衰如母亲……每个人都拖着沉重的肉身，或因疾病（“我”），或因衰老（祖父），或因贫穷（母亲和祖母），“时光以这样一种方式透视着生命的真相与荒芜。”从写作技法来看，作者对“我”的身体感受更真切、描写更入微，而对母亲和祖父、祖母的身体描写则相对浮面，尤其是对于题目所着重的“沉重”这层含义挖掘不深，铺陈不广，结尾也偏弱，未及时落脚、回转到身体层面，借势提升全文命意。此外，文中还有七八处文字错漏，应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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