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中rdquo字有啥玄机
如果要评出一个河南人
爱说的“高频词”榜单
不用怀疑
肯定是“中”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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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中”字。
那么，这个“中”字，
它蕴含了什么？
究竟有何玄机？
本期中原国学讲坛
著名考古学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刘庆柱老师，
从考古学、历史学的角度解读
“中”与“中和”基因下的中华“国家认同”
告诉你：
“中”字的含义比你想象中丰富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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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刘庆柱
主题：
《文明向心视阈之下“中”与“中和”解读》
时间：年6月29日
地点：河南博物院中原国学讲坛
时长：2小时8分钟
主讲人简介刘庆柱，著名考古学家、《百家讲坛》主讲嘉宾、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代表作：《西汉十一陵》《长安春秋》《汉杜陵陵园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等。先后参加并主持过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唐长安城青龙寺遗址、秦汉栎阳故城遗址、汉杜陵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等考古勘探、发掘。已出版考古学专刊两部、考古学专著两部、发掘简报、报告、论文等数十篇。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帝王陵墓考古学和秦汉考古学。先后参加并主持过秦都咸阳遗址、西汉十一陵、关中唐十八陵、唐长安城青龙寺遗址、秦汉栎阳古城遗址、汉杜陵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等考古勘探、发掘。
（点击音频收听）▼关于“中”，它不仅是对河南而讲，它是对中国而讲的。其实，“中”与“文明起源”、“国家形成”、“国家认同”密切相关的，它应属于“政治文化”范畴，其实质是“国家认同”。01“中”的考古发现
过去写文章，一提“中”就是“中庸之道”，这里的“中”跟“中庸之道”可不是一码事。“中”这一观念也不是在春秋战国时代产生的，考古发现揭示出，它有着十分久远的历史。濮阳西水坡M45（BC）
年在河南濮阳，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多年前的墓地。墓葬遗骸周围，用蚌壳摆成虎和龙，象征着左青龙、右白虎的天文星座；下面还摆了一个象征着北斗、周髀的图案，北斗是天的中心，周髀就是古人用来“测中”的祖槷、槷表，后来也称为圭表。出现这种墓葬现象，可能意味着这个人活着的时候找过“中”。既然在年前的墓葬中发现了古人测中的证据，那就说明中国古人很早就有“求中”的观念。陶寺城址另外一个例子：多年前的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20世纪80年代与本世纪初，在山西襄汾陶寺城址（BC~年左右）相继考古发现两座墓葬（M与ⅡM22）均出土了与“测中”有关的“槷表”遗物。当时为什么要测中呢？这就跟陶寺这个地方的历史定位有关。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宫殿、城墙、仓库，还发现了座墓，其中8%是高等级墓葬，剩下的92%，有相当一部分只是一个墓坑埋一个人。这些墓地的差别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人在生前的财富和地位已经很不一样了，这就说明在陶寺文明的那个时代，已经不是原始社会，应该是出现了阶级社会。有了阶级社会就进入国家，有了国家就有国都。因此陶寺城址发现“测中”的“槷表”等遗物，可能与该地“求中”密切相关。“槷表”发现说明，中华文化关于“中”的理念早在三代之前已经出现。
从夏商周开始已经有国家了，夏代从夏禹建立第一个都城就在我们郑州的王城岗。从那时起，古人“求中”于河南嵩山了。《清华简·保训篇》就曾记载：商汤六世祖上甲微为夏禹“追中”（即“求中”）于“河”，“河”即“河洛”，即今“大嵩山”地区（包括洛阳市、郑州市）。
到了商代晚期又回归到了河济地区，也就是现在河南北部、黄河以北的河北南部以及山西东南部等地区。如果说商代中晚期都城从“大嵩山”地区“求中”“回归”于“河济地区”，那么周武王灭商后，新王朝的都城又从“河济地区”返回“天地之中”的“大嵩山”。年陕西宝鸡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铭文“宅兹中或”（“宅兹中国”）则是“中国”于“天下之中”的物证资料。西周何尊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年，在陕西宝鸡发现了距现在年的一件铜尊。何尊的内底上，有一篇12行字的铭文，讲述了周成王在成周营建都城、祭祀、向大臣训话的事情。周王赏赐了一个名叫“何”的贵族，何感激涕零，做了这件青铜器以志纪念，器物因此得名“何尊”。
何尊最为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在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一词：
何尊铭文拓片，可以看到“宅兹中或（国）”四个字
“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兹乂民。”何尊的铭文里就出现了一句话：“宅兹中或”（即“宅兹中国”），就是说都城要选在“中”的地方，也就是天地之中。
而“或”实际就是指的地域的“域”，在“或”之外加上“口”就是“國”（国），现在也叫“宅兹中国”，也就是指代当时周成王迁都的洛邑，即现在的洛阳。
这也是古人选择“中国”（都城）于天下之中的一个佐证。也就是从周朝开始，国家建都中心在大嵩山地区（当时在洛阳）。因此，河南的历史构成了中国的核心历史。什么是核心历史？就是“中”，它代表着国家。
纵观中国历史，自秦汉至唐宋时期，国家统一时期的都城基本在“大中原”的长安、洛阳与开封东西一线，继承了夏商以来的“择中建都”。
大金王朝徙都燕京，在金人看来“燕京乃天地之中”，并且都城之名就是“中都”，海陵王强调“择中建都”的意识由此可见，金朝“国之制度，强慕华风，往往不遗余力”，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在金中都基础之上，继续定都北京，延续前制。
02古代都城的“中”：扩展与深化
考古发现中国古代都城的“中”，随着历史发展是不断的扩展、强化与深化。其中一个发展变化——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
北京故宫先来看一下，从“择中建都”到“择中建宫”再到“择中建殿”的变化。
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择中建宫”较为明显的是东汉至唐代都城的宫城，东汉洛阳至唐代长安，宫城一般在都城北部的东西居中位置。
到了北宋，都城选在现在的开封，这时达到从“择中建都”到在都城“择中建宫”，再于宫城“择中建殿(大朝正殿)”，这时的都城、皇城、宫城、大朝正殿“择中”而建达到最“全面”的时期。
所以都城“求中”这个原则，古人在几千年里一直没有变过，而且这个原则也在发展，从都城发展到皇城，从皇城发展到宫城，然后发展到了“大朝正殿”，越来越突出“中”的规划理念。
另外一个发展变化：都城城门、宫城宫门（正门）从“单门道”发展到“一门三道”与“一门五道”。
“一门三道”，可以说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特点。
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在看到完整保存的“一门三道”的明清北京城“天安门”、“正阳门”及故宫的“午门”等。
明清北京故宫的午门（资料图）
不过，“一门三道”制度也不是一直固定的，它也是发展的。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理念越来越强化，这个强化表现在几个方面，门道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从考古发现来说，“一门三道”这种规制可以上溯至远古的三代：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现了最早“一门三道”之门，即二里头宫城遗址中的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的院子正门（南门）。
二里头一号宫殿庭院南门
到了汉代首都长安城，都城各城门的“一门三道”正式成为了规制，为以后历代都城所沿袭。而宫城正门的“一门三道”形成是在魏晋及北魏洛阳城宫门——“阊阖门”。
宋东京城宫城宣德门：“一门五道”
后来还出现了“一门五道”，这是从唐代开始的，都城城门由“一门三道”发展为“一门五道”，门道越多，说明国家观念越强化。
03“中”与“左祖右社”及都城“中轴线”
先来看“中”与“左祖右社”。什么叫“左祖右社”？
在上古时代，中国人就有祭祀“远祖”（三皇五帝）的传统，“祖”，就是祖庙，天子的祖庙也叫太庙，代表着祖先；“社”，社稷，社为土地，稷为粮食，代表着国家。
太庙叫祖，社稷叫社；一个表代表祖宗，一个代表国家。比如北京故宫，进入天安门后，东边是太庙，西边是社稷，这就是“左祖右社”，中间是啥呢？中间的是代表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大朝正殿。
北京主要坛庙格局示意图
我国古代都城考古发现以“左祖右社”为规制都城遗址，最早出现在西汉晚期的汉长安城遗址。
先秦时代，“中”是没有的，考古发现中早期王城的宫城遗址“宫庙并列”的“右宫左庙”，如二里头遗址的宫城遗址、偃师商城的宫城遗址、东周时期的秦雍城遗址等。
这时的宫城是“双轴线”。
进入帝国时代的秦汉王朝以来都城的“宫庙”布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只有宫殿（大朝正殿）在宫城之中，而“宗庙”则安排在宫城甚或都城之外。
从宫城之中“宫庙并列”到“大朝正殿”居中，这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理念”的进一步强化。而西汉晚期宗庙与“社稷”遗址东西并列于汉长安城之南，北对未央宫南宫门与大朝正殿——前殿，形成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都城“左祖右社”规制。
此后，这一规制为汉魏洛阳城、唐长安城、宋开封城（东京城）、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城等古代都城全部继承。以“大朝正殿”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在国家“缩影”——都城的“东西南北”的“中”之“政治定位”，以“中”为核心的国家“大一统”理念，由都城布局形制彰显、固化并世代传承。
古代都城“择中建殿”相应出现的“左祖右社”布局规制，反映的是国家政权由先秦时代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并重，到地缘政治为主、血缘政治为辅。
正因为中国古代有这样的思想，国家的理念越来越强化。
随着封建王朝的发展，如果国家认同观念不是越来越强化，“大一统”的中华民族国家就不可能实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不断裂”。
再来看，“中”与都城“中轴线”。以都城“道路”形式表现出来的都城“中轴线”，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政治特点”。
中国古代都城轴线有着近四千年的历史，在其历史发展中，由早期王国时代的都城“双轴线”，发展为帝国时代的“单轴线”（即“中轴线”）。
古代都城从“双轴线”发展为“中轴线”是地缘政治强化与血缘政治弱化的表现，是“国家认同”强化的反映。
古都北京的中轴线，更是见证了从曹魏洛阳城、西晋洛阳城到北魏洛阳城、邺南城、隋唐长安城、北宋开封城、金中都、元大都以来，不管什么王朝，不管是汉族、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族、满族等中华民族中的任何族群管理古代中国，体现在其都城中轴线的延续不断、代代相传、世世相袭。
它不因古代中国不同族属的统治者而改变，不但不改变而且还在不断强化，古都北京中轴线作为中国古代都城中轴线的集大成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点。
以上古代都城及宫城布局形制所呈现的“中和”观念，之所以称之为“中华历史文化基因”，就因为在中华五千年历史发展中，被中华大地的各个民族所认同，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记载均佐证这一历史。
鲜卑人从大兴安岭南下，经内蒙古盛乐、晋北大同（平城）建立北魏王朝，其进一步发展，徙都“天地之中”洛阳，继承汉长安城、汉魏洛阳城布局形制，营建北魏洛阳城，使都城的“中和”观念更为深化，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的“三城制”，完善了都城“中轴线”，弘扬了先秦、汉魏都城的宫门门阙形制，考古发现的北魏洛阳城宫城正门——阊阖门遗址布局形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
中古时代以后北方族群女真、蒙古族群入主内地，建立了金、元、清王朝，他们承袭了几千年形成的“中和”传统中华历史文化基因，深化了国家认同理念。
（本文参考：刘庆柱《文明向心视阈之下“中”与“中和”解读》课件及速录，有删减）音频来源：中原国学讲坛剪辑图文撰写：吃棉花的兔叽部分图片整理自网络▼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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